新加坡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具有国小、人多、种族多的鲜明特征，尤其华裔、马来族、印度族成为当地占比最高的三大族群。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背景下，艺术提供了自我表达和探索的渠道，加强国民的共有文化和身份认同感，并让大家团结一心，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避免种族间的误解和冲突、提升社群彼此之间的尊重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新加坡在建设“和谐而多元的社会”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相应地，新加坡政府也希望逐渐构建多元的文化投入系统，协调公私领域，合力支持艺术与文化的蓬勃发展。2005年至2011年，新加坡政府对艺术和文化的投入从2005年的2.3亿新币增长至2011年的4.37亿新币。然而，私人领域对艺术和文化的捐助却没有跟上步伐。2013年之前，每年来自私人领域的现金捐赠徘徊在3000万至4000万

  新币之间；仅3%的慈善捐款用于艺术和遗产事业；对文化部门的捐赠约为人均7新币，而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人均捐赠分别为13新币、14新币和35新币。显然，新加坡政府仍需要引导并鼓励来自私人领域对文化部门进行更多的资助，撬动它们产生更大的能量。

  在与捐赠者和文化团体进行广泛磋商之后，2013年11月，新加坡文化社区青年部秉持灵活、可持续和负责任的理念，设立了文化捐献配比基金（曾用名CulturalDonationMatchingFund，现改为CulturalMatchingFund，简称CMF），为艺术和文化遗产组织、公益机构筹得的私人现金捐赠提供1∶1的配比补助，旨在鼓励所有人在本地艺术和文化遗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提升艺术和文化组织的资金自筹能力，让艺术和文化事业实现可持续的内生增长（endogenousgrowth）。

  实践过程

  CMF本身不接受捐款，其资金来源于新加坡政府的财政拨款。新加坡文化社区青年部2013年首先为基金注入2亿新币，启动该基金的首个生命周期——一个生命周期指从政府向基金注入一笔公共资金，到这笔资金全部分配完毕，约为三年；2017年再次注入1.5亿新币，启动第二个生命周期。新加坡2022财年预算显示，政府第三次的注资金额仍是1.5亿新币。

  只有登记在册的文化、艺术和遗产慈善机构及公益机构可以申请这一基金。CMF秘书处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其他开展重要艺术和遗产活动、为艺术和遗产领域带来福祉的特殊慈善和公益机构，向其开放CMF的申请资格。这些机构通过自己的能力筹募到多少金额的私人现金捐款，即可向CMF申请等额的补助。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纯现金捐款才有资格获得配比补助，任何实物捐赠，如文物、广告置换、场地、无偿服务等形式的捐助都不符合资格。现金捐款必须已经存入受捐赠组织的银行账户才有资格申请，任何尚未兑现的认捐都不符合。为鼓励文化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申请本身并未设置最低额度，但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CMF鼓励每个组织至少为5000新币的自筹款进行配比补助申请。配套补助金必须在3个财政年度内全部使用完毕，使用细目需向社会公开。

  新加坡国家艺术委员会2021—2022财年报告显示，自CMF成立以来，受资助的艺术和遗产慈善机构已超过110家，CMF发放的配套补助金已超过3.2亿新币。包括艺术团体、遗产和视觉艺术博物馆、艺术场所经营者和艺术教育机构在内的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文化组织和团队，已从该基金中受益。

  1.资金使用兼顾灵活和可持续性

  政府对待艺术和文化团体应一视同仁，才能促进整体的艺术文化氛围。但是，对不同的艺术和文化遗产团体来说，政府的支持不可避免需要设置优先、轻重之序。就CMF而言，其分配资金的首要考量是兼顾大型和中小型艺术文化机构的需求，因为一个国家的艺术文化氛围，不仅需要有专业和大型团体作为艺术和文化领域的中流砥柱，也需要来自小型、民间和草根的文艺团体的参与。甚至，政府更需要为后者创造成长的机会与条件，才能形成具有活力的新加坡文化。

  基金也注重平衡对新兴团体和成熟团体的资助。考虑到新兴团体需要日常运维资金，而成熟的团体更愿意建立长期的可持续性，两者对政府资助的需求是不同的。基金会根据受资助方的规模和背景，设置可获得的配套资助上限，以保证基金的公平分配和负责任的支出。

  最后，为了防止基金被任一团体垄断，并确保新兴团体也能从中受益，基金规定：在基金的生命周期内，对每个团体的配套资助上限为1000万新币。2015年9月之后，宣布提高至1500万新币。

  在基金的使用方面，新加坡政府给予了艺术和文化组织更多的灵活性。在基金的一个生命周期内，一个组织获得的首笔不超过30万新币的配套补助金，在不引发种族或宗教冲突或误解、无损新加坡声誉、不从事游说等活动的前提下，可由该受资助组织自行安排、灵活使用，甚至可用于覆盖运营成本，如发放工资、员工培训和租赁等。新加坡文化社区青年部收集到的网上咨询意见也显示，多数受访者希望减少对CMF的使用限制，允许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发挥更大的创造力，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希望配套资助的使用方式能够帮助艺术和文化团体培育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避免资金的配套使用无意中造成“盛极而衰”的局面。因此，超过30万新币的配套补助金（包括在基金的一个生命周期内，同一组织多次申请配套补助金累计超过30万新币），必须用于与文化发展直接相关的用途，如能够振兴或改变新加坡文化景观、填补艺术和文化生态系统的关键性空白的项目；或是通过艺术和遗产促进不同群体融入新加坡社会，以及推动艺术和遗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

  2.营造全民参与的艺术慈善捐赠氛围

  2015年新加坡全国艺术人口调查显示，每10个新加坡人中就有8个参加过艺术活动，几乎每10个新加坡人中就有9个认为艺术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不同背景的人。艺术和文化为新加坡带来了许多直接利益，如创造就业机会、产生税收、吸引投资，以及通过消费者购买和旅游刺激当地经济。

  除了经济利益，艺术和文化还增强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感。为了强调这一点，新加坡政府也希望通过基金，来向公众传递一种重要的理念，即除了艺术参与外，艺术赞助也对艺术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由此让国民更深地融入艺术和文化领域。两亿新币的CMF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更多的私人捐献，培养了一批艺术捐赠者，使他们对艺术部门的发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同时，通过营造全社会对艺术和文化的共同关注、积极参与捐赠的氛围，打造了公共、私营和民众共同承担的合作伙伴关系。从《新加坡文化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自2013年底CMF成立以来，在2014年至2021年，收到的私人现金捐款已超过3亿新币。从配比基金的实施影响来看，私人捐款为艺术团体带来的效益，在政府配比基金的帮助下扩大了一倍，极大地鼓舞着捐款者的信心，促使捐款上升。

  为了让捐赠资金的供需方——艺术和文化机构、捐赠者们更好地加入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新加坡政府采用多样化的方式推广CMF的相关信息。例如，2018年3月，基金会就“如何筹集和维持财政支持制定最优战略”召开技术研讨会（图5.1），为艺术公司和艺术家个人提供自筹资金的资源和必要技能培训，提高大家对申请CMF的兴趣和信心。2019年4月，CMF和新加坡慈善理事会联合办会，就如何解决利益冲突、提高董事会的运营技能和竞争力，以及通过良好治理建立可持续增长等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来自五十多个艺术和文化遗产组织的七十多名代表参会。新加坡政府正在通过连接社区、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将来自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聚集在一起参与艺术和文化遗产的相关活动，为建设一个更具关怀和凝聚力的社会作出贡献。

资料来源：新加坡国家艺术委员会2017/2018财年年度报告

图5.1CMF技术研讨会

  3.助力小型团体和小众艺术爱好人群

  小型艺术慈善团体、边缘社区和财力匮乏的小众艺术爱好人群均陆续得到了CMF的支持和照拂：（1）因CMF强调对小型机构的支持，许多小规模的艺术组织都从中受益，如新加坡爱乐管弦乐团、新加坡戏剧教育家协会和爵士乐协会等。配比基金使这些受助者能够策划有影响力的艺术项目，如狮城青年爵士乐节，旨在欢迎新的音乐家加入新加坡的爵士乐界；（2）基金通过艺术和文化遗产吸引新加坡的不同社会阶层，包括未受惠及的边缘社区，努力发展长期热爱艺术的新观众群体。为了打造有温情和包容性的社会，新加坡财政部在2022—2024财年预算中，为CMF再次注入1.5亿新币，以鼓励更多私人和企业对艺术和文化慈善团体的捐赠。

  4.顺应时代变化推动文艺团体的数字化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新加坡的艺术一直处于健康和积极的发展轨道，新的多元化人才辈出。然而，疫情使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逆转。疫情隔离管控期间，新加坡人开始坐在自家舒适的客厅里，在线参观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藏品，观看国家剧院的表演。各个艺术团体也迅速适应，在网上接触和吸引新粉丝——通过社交媒体“脸书”观看南华中国歌剧、观看滨海艺术中心节目的直播，并在Spotify上聆听新加坡交响乐团的音乐。为更好地顺应艺术平台数字化的发展态势，让艺术家以多样化的方式分享和发展他们的作品，新加坡文化社区青年部及贸工部政务部长刘燕玲表示，政府将制定艺术和文化数字路线图，以指导艺术和文化组织开启他们的数字化之旅，而CMF将提供如下支持：（1）为数字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2）为数字化的发展和建设提供资金支持；（3）为数字化的呈现提供资金支持，旨在通过艺术家、合作伙伴和社区之间更具协作性和包容性的共同创作，呈现超越物理艺术空间的新形式。

  经验借鉴

  1.推动捐赠配比基金模式，有助于提升文化组织的资金自筹能力

  CMF强调政府资助的前提是艺术和文化组织具备自行筹资的能力，在获得自筹资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配套的公共资助。这有助于同时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强化文化组织不断提升自我生存的能力，这也是这些文化组织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二是间接营造了民间的文化捐助氛围，吸引了更多私人领域的捐赠者和捐赠机构，使私域资金成为促进艺术和文化领域发展的重要支柱。这种氛围的构建，尤其增强了公民与私营机构对“文化参与”理念的认知，即不仅在于观赏、参与、体验艺术与文化作品和文化创作，也在于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己之绵力。

  2.探索捐助人和文化组织之间的多元伙伴关系，有助于增强文化组织的运维能力

  为了维持私人对艺术和遗产团体的捐赠势头，促进文化慈善事业的发展，新加坡文化社区青年部在2017年为CMF额外注入1.5亿新币的资金，希冀通过该基金促进文化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更深层次的共建关系，为文化部门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在这种理念的倡导下，新加坡的艺术和文化组织获得的不仅仅是资金的支持，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专家建议，以及企业的多样化资源与帮助。除了现金捐赠外，捐助人还被鼓励为艺术和文化组织提供金融、营销、法律和治理等领域的业务经验和专业辅导，所有这些不仅支持了艺术相关的发展，同时也活跃了新加坡的艺术经济，有助于增强所有这些组织的运维能力和市场技能。

  3.重视公共资助配发的均衡性和使用的灵活性，有助于实现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

  在创建类似配比基金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重点关注公共资助配发的均衡性，即确保不同类型、不同细分领域、不同规模的艺术和文化团体得到相对均衡的帮扶，杜绝垄断、不公正、歧视等问题。为此，政府可能需要先行根据本地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构建一套资金配发的原则与排序规则。

  政府也应当关注公共资助使用的灵活性。例如，在本实践中新加坡政府设置了自由使用的资助金额——低于30万新币的配套补助金可由受资助机构自行分配用途。这种灵活性能给予中小型艺术团体更充沛的自我发展空间。当然，政府也应当相应地设置一套资金用度汇报与监察机制，以确保公共投入得到恰当且高效的使用。

  政府同样需要关注整个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态势，在面临如疫情等突如其来的挑战时，通过公共资助确保文化生态的韧性。在本案例中，新加坡政府在后疫情时代及时地调整了CMF的资助方向，强调促进艺术和文化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是重要的救市之举。

  除此之外，CMF模式的政策目标是强化文化组织的筹资能力，政府也可以通过改变此类基金的配比条件来改变政策目标。比如可以把小型艺术团体的演出收入作为配比条件，激励那些暂时性经费不足的艺术团体通过“小成本作品多卖票”来获得适应高质量水准的制作经费，从而达到高投入制作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