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大多数国内城市经济研究机构的核心研究范围均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理念已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率转向经济与社会协同共进的新阶段。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从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文化”到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城市经济学正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乃至学科重构。在中国语境下，这一调整回应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契合了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也为解决超大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作基础。

01：城市经济学的传统范式：效率至上的局限与困境

  现代城市经济学诞生于工业化浪潮中，其理论根基深深植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崇拜。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集聚经济理论，将城市视为生产要素高效配置的空间载体，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城市规划与实践。威廉·阿隆索的竞租理论进一步将城市空间简化为地价与区位选择的函数，塑造了以CBD为核心的同心圆城市模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效率导向的城市经济学为快速城市化提供了有力工具，深圳特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恰是这一范式的生动注脚。然而，纯粹效率导向的城市化逐渐暴露出其致命缺陷。大卫·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尖锐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必然产生“空间剥夺”，导致社会分异与排斥。中国城市同样面临类似挑战：户籍制度造成的“半城市化”现象使近3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30∶1的畸形市场使青年群体承受巨大压力；职住分离导致的通勤痛苦指数攀升，一些超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已近一个小时。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将城市简化为经济容器，忽视了其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启示我们，城市不仅是市场交易的场所，更是多元主体互动的复杂系统。传统城市经济学无法解释为何同样人均GDP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差异显著，也无力解决空气污染、社区解体等“增长副产品”。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言：“城市规划者痴迷于数据，却忘记了街道上真实的生活。”

02：范式转换的理论基础：从单一学科到多维融合

  将社会发展纳入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研究框架，需要构建全新的理论分析工具。这一转换的理论资源至少包含三个维度：首先是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经济学，其“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框架将健康、教育、参与等社会维度纳入发展评价体系，这与“人民城市”理念高度契合。森的理论打破了GDP崇拜，指出良好的城市应当扩展居民“实质自由”，而非仅仅增加物质财富。其次是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他强调经济资本之外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影响。陆铭等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社会资本存量高的社区，居民幸福感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第三是萨斯基娅·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她揭示金融资本集聚如何同时产生高收入精英和低端服务群体，这种二元结构对城市社会生态的冲击需要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协同应对。中国本土智慧同样为这一范式转换提供思想资源。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特有形态；吴良镛的“人居环境科学”强调物质环境与人文社会的有机统一；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场景理论”研究，则聚焦文化价值观如何塑造城市空间活力。这些理论共同构成“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学术基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概念对城市研究的启示。与传统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核心是通过科技进步与制度创新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城市语境下，这意味着产业升级必须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例如，上海张江科学城的建设不仅关注科研投入产出比，更注重构建科学家、创业者、居民共生的创新生态圈，这种“科产城人”融合模式正是新范式的生动实践。

03：实践路径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的上海方案

  理论重构最终要服务于实践创新。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研究框架下，上海作为常住人口2480.26万的超大城市（2024年统计数据），其探索具有重要示范价值。从城市更新视角看，传统的“拆改留”模式正在转向更具社会敏感性的“留改拆”。一些小区改造项目保留石库门建筑肌理的同时，引入共享厨房、屋顶花园等社区功能，使历史风貌保护与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相得益彰。这种模式暗合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城市空间不仅是物理实体，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在产城融合领域，上海“五个新城”建设突破了过去产业园区与居住区机械分割的弊端，借鉴了彼得·卡尔索普的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临港新片区规划中，每平方公里混合布局产业、居住、服务功能，使工作、生活、休闲空间有机交织。这种安排显著降低了通勤压力，提升了时间利用效率，其社会效益甚至超过经济效益。正如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所言：“最好的城市计划是让人们在近距离内实现完整生活。”社会治理创新方面，上海“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以及在基层治理中的“综合网格”等实践体现了技术赋能与社会参与的平衡。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增强了市民参与感。徐汇区“邻里汇”项目培育社区自组织，一年内开展活动1.2万场次，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格局。这种模式印证了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真正的城市治理在于建立主体间性的沟通理性。长三角一体化则为区域尺度上的经济社会协同提供试验场。G60科创走廊不仅打通九城市产业链，更推动医保结算、人才流动等社会政策衔接，初步形成“创新经济——共享社会”的区域共同体。这种探索回应了法国地理学家罗歇·布吕内提出的“蓝香蕉地带”概念，即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应当协同演化。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熟年人生，作者施蔷生

  作者简介：施蔷生，徐汇区第十二、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原民进上海市委城市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上海市委智库特聘专家，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委员，高级经济师1982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市政府工作10年，国营企业担任高管10年，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原上海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2年。长期从事城市经济体制、城市发展战略、城市文化、城市治理、行业协会、区域经济、产业园区、国际交流传播、社会公益等研究和践行工作。